，《幽梦影》典雅而简，《菜根谭》透彻而深，《小窗幽记》广博稍烦。其余没有读过，不妄评。
最喜欢《幽梦影》这段话“值太平世，生湖山郡，官长廉静，家道优裕，娶妇贤淑，生子聪慧。人生如此，可云全福。”可惜我们现在是值太平剩世，湖山皆墨，官长无一不贪，住天价房，吃毒食品。让我们面对古人文字，情何以堪啊！
文人与才子
很多人容易把文人与才子混同起来，其实，细究之，大有不同。
“豪杰易于圣贤，文人多于才子。”（第157则）做豪杰要比做圣贤之人容易，文人远远多于才子。
从这则可以看出，文人与才子是不能划等号的。而且，才子显然要比文人高出一个档次。
由于“文人”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，所以粗通文墨者、附庸风雅者、沽名钓誉者等等，争相给自己贴上“文人”的标签。一时间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，“文人”这一群体也便日渐削减了自身的成色与品位。
宋代的刘挚教训子孙们说：“士当以器识为先，一号为文人，无足观矣。”意思就是读书人首先要重视的是培养器量、增长见识，而不能汲汲于虚名。一旦被称为“文人”，也就是一个花架子，没什么价值。曾巩也在诗中感叹：“当今文人密如栉。”（《送郑秀才》）
所以，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写道：“唐、宋以下，何文人之多也！固有不识经术，不通古今，而自命为文人者矣。”他对唐、宋以来“文人”日见其多的现象感到非常奇怪；稍作思考，他意识到原因就在于有些不识经学、不通古今的人自命为“文人”。
如果是这样，即使披上了“文人”的外衣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因此，顾炎武直言：“以文人名于世，焉足重哉？”如果只是以“文人”的名号显耀于世，哪里有什么值得称重的地方呢？
所以，不惟佳人难得，才子更是可遇不可求。宋代叶适诗曰，“古今文人不多出”，其实更合适的说法是，古今才子不多出。
《左传》有载：“高阳氏之世，有才子八人。”“才子”之称为概滥觞于此。
有唐一代，诗人辈出。在唐朝灭亡三百多年后，元代的辛元房披沙拣金、广搜博采，以一己之力著成一部《唐才子传》，收录三百九十八名诗人才子，尽管有些泛泛，却影响深远。
诗歌的星空中，李太白光彩夺目、熠熠生辉；而在帝国广袤的版图上，杜甫以艰难困苦磨砺自己的诗艺；茫茫人海之中，王维最终把自己放逐于辋川山水的银杏树下，心静如水。清代徐增说：“诗总不离乎才也。有天才，有地才，有人才。吾于天才得李太白，于地才得杜子美，于人才得王摩诘。”（《而庵诗话》）
张若虚以《春江花月夜》孤篇压倒全唐，闻一多盛赞为“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”。陈子昂以一曲《登幽州台歌》的绝唱，一扫六朝的绮靡诗风。更有诗家天子王昌龄才如江海，元稹因长于诗被呼为“元才子”，大历十才子争奇竞秀，小李杜再续传奇……
韦庄在洛阳时写就长篇叙事诗《秦妇吟》，一时被誉为“《秦妇吟》秀才”，该诗与《孔雀东南飞》《木兰诗》鼎足而为“乐府三绝”。当他晚年寓居蜀地，念及旧游、忆及平生，不由感慨万千：“洛阳城里春光好，洛阳才子他乡老。”（《菩萨蛮》其五）
更有那潘江陆海（潘岳、陆机）、韩海苏潮（韩愈、苏轼），明代“前七子”“后七子”前后辉映，唐伯虎以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的名号奔走江湖，连才情出众的女子也被称为“扫眉才子”……
因此，张潮认为：“‘情’之一字，所以维持世界；‘才’之一字，所以粉饰乾坤。”（第160则）
因为有“情”，茫茫世界才得以维持。别的不论，在人世间，谁能舍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？三情鼎立，支撑起了来往奔走的每一个人。纵然不知情为何物，已然生死相许。重叠泪痕缄锦字，人生只有情难死。明代的冯梦龙提出“情生万物”的思想，别树一杆“情教”的大旗。应该说，张潮的这番话是对冯梦龙跨越时空的回应。
如果说“情”繁衍了世界，那么是“才”点亮了世界，并推动着这个世界的发展。因为有“才”，朗朗乾坤才更加美好。
问世间情为何物？才又何如？
“情必近于痴而始真，才必兼乎趣而始化。”（第67则）情须近于痴，方是真情；才必通于趣，方达妙境。
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然而，有多少红男绿女曾经受到情感的播弄？所谓痴心女子负心汉，也只有相爱中的男女共同守着一个“痴”字，才不枉了一句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。
史上第一个痴情人应该算是尾生吧，这是载于《庄子》的一个凄美故事：“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，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”尾生与一个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，左等右等却不见女子到来。后来，大水漫延，尾生也一直守候在桥下，最终抱着桥柱死去。
故事很短，只有二十二个字，却让每一个看过的人都心疼得流泪。据说尾生等待情人的地方名叫蓝桥，所谓“魂断蓝桥”者，原来如此。为此，台湾诗人洛夫曾写下这样的诗行：
紧抱桥墩
我在千寻之下等你
水来
我在水中等你
火来
我在灰烬中等你
《牡丹亭》中，杜丽娘游园惊梦，因情而死，死而复生，生死不渝。柳梦梅柔情似水、不屈不挠，终赢得良辰美景、赏心乐事，不负那如花美眷、似水流年。
所谓痴情，应该就是这样的吧，正如汤显祖在《牡丹亭?题词》中的这一段话：“若杜丽娘者，乃可谓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
张潮有这么一种看法：“方外不必戒酒，但须戒俗；红裙不必通文，但须得趣。”（第78则）像僧人、道士这样的方外之人，可以不必戒酒，但一定要戒俗；女子不一定非要通晓文字，但是一定得有趣。
私意张潮这两句话自相矛盾：方外之人忌讳酒肉穿肠，如果不戒酒，又何从免俗？红颜女子知书方能红袖添香，如果不通文字，又如何得趣？
抛开其中龃龉的地方，张潮显然非常欣赏有情趣的女子。女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，而是因为可爱而才美丽啊。
对于才子，显然，张潮持了相同的观点，才子也应该是充满趣味的。天纵才情难得，“才兼乎趣”更为难得。
苏轼的风趣是大家都熟知的，读他与佛印的故事，每每绝倒。
唐伯虎与张灵、祝枝山在风雪中扮成乞丐，打着节拍唱《莲花落》，并且还真有人施舍。得到钱后，他们就买来酒在野寺中狂饮，还想叫来李白同醉：“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。”
也算有趣，虽然很恶搞。
清代红豆词人吴绮“多风力，尚风节，饶风趣”，人称他为“三风太守”。他的风趣有时至于让无趣的人无地自容。
有一次吴绮游至广东，寓居长寿寺，与寺僧大汕朝夕相见。
这大汕和尚素喜附庸风雅、攀附权贵，听说吴绮是两广总督吴留村的同谱旧好，心生巴结讨好之意。一天，大汕自称“督抚两台时时召见，三司各府动辄宴请，尽日忙于应酬，六时不得安暇”，表面上是诉苦，实际上是在显摆，更想藉此搭上吴留村。
吴绮一听，便明白三分，不由笑着说：“你周旋于俗务之间，遭受诸般苦恼，何不出家了事？”
大汕和尚一时语塞，无地自容。
有时候，才子的趣味完全出于偶然：“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，吾于窗外观之，极佳。”（第34则）张潮看到有人于室内在窗纸上写字，他在窗户外看到，觉得写得极好。
有时，脱却常规、不循旧制，往往会有一种新奇的审美快感。
张潮此则，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洛夫的那首《窗下》：
当暮色装饰着雨后的窗子
我便从这里探测出远山的深度
在窗玻璃上呵一口气
再用手指画一条长长的小路
以及小路尽头的
一个背影
有人从雨中而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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